2021年中國工業和經濟強勢復蘇和高增長,使得全球供應鏈和貿易訂單需求轉移到了中國市場,也讓人民幣持續升值,一年時間漲幅超過11%,這也是我們基于貿易結構調整和內外資本流動情況做出的主動匯率調整,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和貿易產業結構升級。

相反的一面是美聯儲需要繼續保持寬松美元來轉嫁風險和刺激經濟,美元持續貶值的情況下,單一美元剪羊毛手段,已經無法對中國市場進行金融收割。

于是拜登和美國財政部只能通過6萬億現金刺激計劃,在基建投資的實體產業領域與中國博弈。這也意味著中美的博弈已經從金融貨幣領域進入到貿易和實體產業領域。

一個經濟體的三大安全基石是糧食定價權,貨幣發行權,石油能源定價權和戰略儲備安全,而人民幣升值與拜登的6萬億基建投資計劃,意味著未來中美會在糧食產業貿易和科技產業領域展開新的競爭與博弈。

人民幣升值VS拜登6萬億基建,背后也是水稻、大豆、玉米等糧食產業領域的大宗商品定價權博弈,今天我們圍繞糧食定價權和產業貿易,談談糧食安全問題：

首先,我們的雜交水稻保證了我們的主食和口糧的安全,實現自給自足,但大豆和玉米等副食品依賴進口。

水稻,小麥,大豆,玉米是全球主要的四大類糧食產品,在口糧領域,我們靠著袁隆平院士的雜交水稻已經實現了口糧的自給自足,端住了自己的飯碗,而在小麥,大豆,玉米等我們還需要依賴大量的進口,來作為副食品的補充和滿足產業需求。

我們以大豆產業為例子,很多人都覺得,我們大量進口大豆,而且還保持了大豆的高庫存儲備,導致我們的豆農的利益損失,而且還讓外國大豆農產品沖擊了國產大豆的生產。

其實這是很片面,這涉及到了我們的糧食自給自足的產業取舍和效益問題,也是龐大的需求與供給有限的矛盾。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就一直注重糧食的安全和生產擴張問題,無論是水稻,還是大豆生產端都是不斷增長的,種植大豆的農民和商家的回報也是不斷增加的,只是后來我們做了產業調整,保障水稻種植增產為主,其他副食品糧食需求靠進口解決。

豆農也開始選擇可以帶來更高效益和回報的水稻種植,而在大量進口依賴的情況,還保持高庫存也是為了不時之需,比如疫情之后全球糧食價格上漲超8%,很多新興經濟體都出現庫存不足的問題。被歐美糧商掐住了脖子,而我們的庫存儲備就是為了防止這類事情發生,也是在保護大豆產業和豆農整體利益。

在改革開放早期我們的大豆種植面積在700萬公頃,到了21世紀前面十年,我們的大豆種植已經達到900萬公頃,大豆的產量也是逐年穩定增長的,在2010年后大豆種植面積調整下降之后,產量才開始下降。

但即使在2004年大豆產量達到新高水平的1700萬噸產量,也依然無法滿足中下游產業鏈對于大豆的需求比如食用豆油加工,畜牧業飼料加工需求等。

隨著我們人口的不斷增長和居民收入提高,對于水稻,大豆等糧食需求大增,比如從1996年開始我們就從大豆出口轉變為大豆進口,這是一個轉折點。

大豆生產的擴張速度已經趕不上居民消費,大豆加工和畜牧業飼料生產的需求了,早期的大豆產量增長和需求的增長實際是1比10的比例,存在極大的需求缺口。

如果要用國產大豆解決中下游產業加工需求,那就需要放棄主糧食水稻的種植面積,來滿足大豆生產需求,最后導致我們的口糧安全受到威脅,只能進行二選一。

我們的糧食種植土地是有限的,但我們也是一個全球人口最多的經濟體,那么就必須在水稻的口糧和大豆副食品之間做出選擇,最后我們就是靠著雜交水稻實現產能擴張,擴大種植面積實現了每年6.5億噸的糧食產量,而14億人口每年消耗了2.5億噸,剩余4億噸可以用于其他生產需求和出口創收,沙漠水稻和海水稻的研究也是最大程度提升土地利用,種出更多糧食。

而大豆只能用進口替代,這樣在生產端有限的情況下,推動我們的大豆其他產業鏈逐步發展完善。

我們的國產大豆主要用于大豆類食品加工,其中大豆蛋白產業出口量占了一半國際市場份額,國內企業占了70%以上的大豆蛋白產量。

進口大豆主要用于壓榨和食用油加工領域,而大豆壓榨和食用油加工和消費需求才是最大的,進口大豆占了全球大豆貿易產業的60%,相當于國產大豆6倍的產量。

很多人只考慮大豆生產端的問題,認為我們進口大豆導致國產大豆生產被積壓,但不進口那么中下游的畜牧業和飼料行業,大豆食用油加工等產業鏈全都會陷入停產,整個大豆產業鏈都會陷入被動局面。

其次,全球四大糧商ABCD壟斷了糧食定價權,在大宗商品的農產品期貨定價權上,我們處于被動地位。

中國糧食種植土地有限情況下,用雜交水稻解決口糧安全問題,并全球推廣,而副糧食領域玉米和小麥則通過進口替代,推動了國內大豆和玉米加工等各環節的產業鏈發展,也成為了大豆和玉米進口量最大的國家。

進口大豆主要用于食用豆油領域的加工,占了我們大豆消耗量的80%,而國產大豆用于大豆食品加工,只消耗12%左右的原料大豆。

但我們的糧食定價權其實是被歐美財團和資本壟斷的,定價權來自于期貨市場,這也是我們產業發展過程中,需要追趕的地方。

雖然生產端做了取舍,但我們的大豆制品消費,貿易,加工等各大環節發展快速,并且逐步趕上了外國的大豆產業。

而2004年卻是遭遇了一次危機,被歐美資本利用農產品期貨市場定價權收割,議價能力不足。

我們進口的大豆主要來自巴西,阿根廷和美國,而全球四大糧商ABCD在各大產業環節,壟斷了糧食定價權,而四大糧商中有三個在美國,分別是美國ADM,美國邦吉,美國嘉吉。

我們只在水稻領域有相對的優勢,但在大豆等定價權方面處于劣勢,而且美國在1940年就建立了建立了芝加哥期貨交易所,掌握了農產品領域的期貨定價機制。

2004年,我們國內大豆產業發展處于一個高峰期,餐飲擴張帶動食用豆油產業發展,開始沖刺海外市場,但在這個過程中,四大糧商的跨國公司和國際炒家,卻釋放了美國大豆產品要減產的信號,讓國內壓榨企業以為大豆要漲價,開始高價囤貨。

而美國的農業部門和期貨市場也一唱一和,拉高大豆期貨價格,制造價格恐慌,讓國內企業高價接盤,而后高位做空大豆價格,導致當時國內大批大豆壓榨和加工企業在原料端虧損嚴重,甚至破產。

而外資就趁機低價收割這些企業,控制我們的大豆加工產業,占據更多的產業份額,我們的大豆企業也因此陷入衰退期,在食用油領域很多國內企業比如魯花,金龍魚等都有外資參與。

我們的農產品產業集中度不足,成本優勢也是沒有的,比不上歐美的現代化和規模化農業發展,但是龐大的需求缺口和糧食種植土地有限的情況下,決定了我們只能保障主要口糧安全的基礎上,讓大豆和玉米等副食品進口替代,二選一。

人民幣的升值,不止是推動國際化,也是逐步建立金融,貿易,期貨定價領域的人民幣定價體系,為我們的糧食安全保駕護航。

最后,中美的博弈已經從金融貨幣到實體產業領域,農產品貿易和科技產業是博弈的關鍵領域。

人民幣升值是以經濟基本面的穩定增長為基礎的,提升人民幣的境外消費和使用價值,也是與美元霸權的博弈,大量外資被人民幣計價資產吸引,大量貿易訂單進入中國市場。

在一邊接軌美元貿易體系,一邊保持資本管制的雙軌制模式下,美元不能自由兌換的情況下,歐美經濟體聯盟發現只是用離岸人民幣兌美元的市場,操縱匯率,收割中國市場的模式行不通了。

拜登的6萬億標志著下一年中美的博弈從金融貨幣層面進入產業貿易層面,6萬億基建背后是涉及糧食產業,芯片半導體產業的投資和布局,希望利用產業貿易和定價權優勢扳回一局。

人民幣的國際化不止是升值那么簡單,還需要在產業貿易和期貨市場定價權方面建立屬于人民幣的貿易和定價結算體系,這才是最關鍵的一個環節。

美國對新疆棉花的抹黑其實也是想要沖擊我們在棉花領域的市場份額和定價權機制,在四大糧商壟斷和美元結算的期貨市場定價權下,我們的大豆,小麥,玉米的定價權就始終都很被動。

目前我們已經從石油人民幣結算體系入手,在上海建立了人民幣結算,實物黃金背書的原油期貨交易所,并逐步過渡到農產品領域的人民幣期貨定價結算體系,比如我們的大連商品期貨交易所已經形成了大豆壓榨,飼料,原料領域各大產業品種的定價體系。

人民幣升值只是開始,建立新的貿易和定價結算體系,才是最終的目標,也是與美元貿易定價結算體系的長期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