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恰當的商業行為

幾個月前,由于向農村生產者發出警示,我被貼上了不同的標簽,如“危言聳聽者”、“人為需求制造者”,甚至“恐怖分子”。一些行業信誓旦旦地保證說,他們會在適當的時間、以適當的形式提供投入品,直到種植開始,并稱他的警告毫無根據。

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草甘膦,直到種植開始前的最后時刻,其短缺風險一直被否認。然而,每個對進口這類產品有一定經驗的人都會至少提前四到五個月知道供應源頭是否會出現問題。

說得更具體一點,對于9月開始的大豆作物種植所需的投入品,需要在4月底前與國外供應商正式確定需求；而根據供應商的生產計劃,他們最遲需要在6月底前發貨,這樣才有足夠的時間,讓巴西不同產區能夠及時獲得投入品。

在這種情況下,鑒于自去年以來事實上已為人所知的中國的實際供應問題,目前的供應危機有非常明顯的證據表明,某些行業在投機取巧,無論是為了從提前取消的訂單中獲取更大的利潤,還是為了其他戰略利益,也就是強行推廣麥草畏技術。

下面的數字充分表明,自2020年以來,人們事先就清楚草甘膦的短缺風險：

一方面,中國對農藥行業的環保限制并非最近才出現,事實上,這些限制至少已經存在了15年。Eduardo在2006年至2015年間經常到訪中國,能夠親自證明這一點。同樣,幾個月前中國宣布的限電影響了一些行業的運行,特別是在工業化程度較高的省份,但這不應被視為意外或新奇之事。鑒于2022年2月將舉辦北京冬奧會,中國政府的通報和目標,即使有人不贊同,也是提前公布的。

除了公然投機取巧,在管理上也存在很大程度的不稱職。在草甘膦事件之后,為了不擴大事態,他們幾年來一直在提醒注意禁用百草枯可能造成的瓶頸問題。禁用百草枯給巴西的大豆生產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

請注意,據稱是百草枯唯一替代品的敵草快,其報價被一家大公司所控制。有趣的是,多年來推動百草枯商業化的也是這家公司。

在過去兩年里,中國的生產能力沒有實質性的提高,無法滿足從百草枯到敵草快的需求轉移。因此,巴西這一生產年度的敵草快供應已變得不確定。就目前所知,包括預付訂單在內的許多訂單都被倉促取消了。該產品是否會像草甘膦一樣在某些地區出現價格上漲的情況,還有待觀察。

看來有必要祈禱São Pedro在收獲期不要降大雨,這樣就可以在不使用近年來必不可少的投入品的情況下完成作物的收獲。

盡管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供應鏈造成了破壞,但一些分子可能出現供應問題的情況在此之前就已眾所周知,現在變得愈加嚴重。把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現放在一邊,這種情況讓人聯想到一些大公司可能正在利用當前的特殊時刻。在此之前,只要所作所為是基于可接受的自由市場規則,就無可指摘。但恰恰相反！！問題是農用活性成分的正規進口商都清楚源頭市場產生價格波動的原因。

即便如此,一些公司因為知道自己將無法滿足需求,還是關閉了包括草甘膦在內的一攬子供應計劃。個中原因要么是早就為人熟知的產品稀缺,要么是國際價格上漲。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可能早就想到了農民和分銷鏈的商業枯竭風險,期望在最后一刻在商定的價格上獲得額外的利潤。

采取這種商業上挑釁性和不道德的姿態,以期在不確定和價格波動的形勢下保證“市場份額”,可以有效地為那些在特定投入品供應中擁有相關地位的企業帶來不正當的優勢。確認這種情況需要確鑿的技術證明,由此,我們將面臨實際的市場操縱,這種做法在美國被稱為“欺騙”,一直以來受到美國法院的嚴厲打擊。我并不是在直接指責,只是指出了一個可能不那么遙遠的可能性。此外,不能以海運費的上漲為由,陡然取消數月前就已簽訂的訂單和/或合同。

在中國和/或從其他來源運輸大量不同的原材料時,有經驗的進口商通常會采用上海出口集裝箱運價指數(航運交易所發布)來對沖其租船合同,以保護自己免受物流成本波動的影響。如果不直接在證券交易所操作,他們則通過采用這種策略的國際貨運代理間接地采取行動。從集裝箱貨運價格曲線可以看出,該曲線并未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大起大落或顯得有何特別。

二、農業投入品稀缺的結構性原因

巴西正在經歷的危機是多年來巴西存在的一系列結構性扭曲、官僚主義和意識形態共同造成的,而“氣候變化議程”施加的各種限制以及新冠肺炎造成的瓶頸又加劇了這種情況。現在有必要采取一套務實的、充滿了道德緊迫感的行動,避免形勢在接下來的周期中進一步惡化。在上述“氣候變化議程”范圍內設置的限制具有明確的特征和全球影響。我們不能簡單地采取永遠是受害者的姿態。然而,強加的措施意味著不公正,我們有充分的技術理由不同意擬議的經濟可行性措施。

我將在下面提出一些可以減少對農業植保行業寡頭壟斷的依賴程度的措施。首先是至少為農業中組織程度更高的部門提供降低生產成本和顯著改善獲取投入品的可能性,通過國際價格及其各自國有化成本的進一步擴散(一個更準確的、有助于在不太遠的將來降低價格的市場現實概念),顯著提升獲得投入品的機會。

多年來,我一直在捍衛農村生產者直接進口其農作物所用投入品的自由,無論是個人還是通過合作社、采購聯盟和共管機構實施進口。

允許直接進口并不意味著對任意使用這些產品的特許。然而,認為農民會過度使用的觀點是基于絕對錯誤的理解,與現實脫節,真正是一個城市傳說,隨著時間的推移,成為了一種明顯的意識形態偏見。

沒有人比農民更愿意在作物上使用安全低毒的產品。恰恰是農民最先暴露在持續使用農化品的風險中。因此,所宣傳的官僚控制才能制止所謂的無節制農藥應用的觀點(有失偏頗)。

出于顯而易見的原因,施用的劑量盡可能高一直是行業的利益所在,因為收入與銷售量直接相關。另一方面,最淳樸的農民也有著非常敏銳的經濟意識,他們知道自己的生存能力取決于高效的生產成本,換句話說,為保證預期產量而使用的劑量越低越好。

在作出上述直接分析之后,我將對自己認為是改善貫穿這個主題的監管環境的機會發表意見。

由議員Luis Nishimori起草的629,092/2018號法案旨在使巴西的農藥監管實現現代化。該法案提出了一些迫切需要付諸實踐的重大創新。

我在此重點介紹PL中關于“同類產品”分類的第三十四項：

具有定性和定量成分的農藥、環境控制產品或類似產品與已登記的另一個產品相同,有相同的制造商和相同的制劑制造商,具有相同的適應癥、靶標和劑量。這是一種及時和明智的分類,有可能縮短那些技術特征受到MAPA冗長、多余和極其昂貴的審查的產品的登記過程。

在這種情況下,有必要要求立即放開農藥的直接進口。只要是那些已經被MAPA批準的供應商,無論是原藥產品(原材料)制造商還是即用型產品(已定期進口)的制劑制造商,即可進口農藥。

應該注意到,目前 “原藥產品”的審批標準考慮到了一系列關鍵方面,其中相關性最強的是關于產品毒性的工業過程的安全性。糧農組織(FAO)定義了這些參數,要求產品登記必須遵守嚴格的質量標準,并以擁有GLP(良好實驗室規范)證書的國際公認實驗室的程序為支撐。

因此,考慮到獲得草甘膦的工業過程的復雜性,認為進行分子(原藥產品)合成(例如95%草甘膦)的制造商在技術上不會比任何制劑制造商的條件差是合乎邏輯的,因為制劑制造商只是購買產品并將其稀釋后出售給農民。

由于這些原因,對于目前已登記在案的經MAPA正式批準的原藥和/或制劑產品的制造商,可以由農民委托直接進口。同樣,為了使這一過程更加靈活和高效,本人建議將這一可能性擴大到持有由具有國際公認的GLP證書的實驗室頒發的質量批準證書的所有供應商。

雖然由具有GLP證書的實驗室頒發的制造商和產品證書可以證明符合糧農組織標準的生產過程的充分性,但若直接進口,可能需要在裝運前提交由國際認可的獨立質量控制公司(如SGS、Bureau Veritas、Control Union等)針對每批產品頒發的分析證書。這樣,進口產品的質量將得到雙重保證,完全符合巴西的法律。

我認為,PL中定義的 “同類產品”應免除進口登記,根據擬議的條款,收取30,000.00雷亞爾的登記費毫無意義。PL中關于“進口許可”的第18條必須包括對“同類產品”的豁免登記,無論國家是否處于緊急供應狀態。

同樣重要的是在PL中加入與“綜合退稅”有關的條款,這些條款已在外貿立法中作了規定,允許種植出口產品的農民進口他們在生產過程中使用的投入品,并對此暫停收稅和/或予以免稅。

對于MDIC頒布的《退稅特許法》所規定的“同類產品”,MAPA必須自動發放進口許可證(LI)。

由于所面臨的供應危機以及迫在眉睫的農村生產者資本不足的風險,有必要指出的是,按照我們提出的思路,簡化進口程序和優化退稅,將為農業部門節省巨額費用,增強對國際價格下行周期的抵御能力。

目前,作物保護產品的進口需繳納進口稅(平均為到岸價格的14%)和AFRMM費(相當于國際運費的25%),順便說一下,這是一項不折不扣的攤派,其最終流向也從未得到令人滿意的解釋。

“同類產品”的退稅將大幅降低生產成本,顯著提高巴西出口產品的競爭力,促進資源在國內作物種植地區間的更大范圍流通,契合“政府運動”(Mais Brasil and Menos Brasília)的承諾。

為了簡化農民、農民合作社、采購聯盟和共管機構的直接進口過程,必須簡化與進口機構登記(EI)有關的要求。

這種區別對待基于明確的條件,即進口的產品不能銷售,禁止用于商業目的,僅限于直接進口者消費,其操作需要遵守嚴格的可追溯性制度。

我不清楚2003年2月7日SARC第08號規范性指令的條款是否仍然有效,該指令對直接進口化肥和調理劑做了明確規定。對于被歸類為“同類產品”的農藥,似乎可以采用同樣的條款。

我抄錄了上述規范性指令的要點,以同理證明擬議程序的技術和法律可行性：

第1條--由最終消費者直接進口使用的肥料、矯正劑和接種劑可免于在農業、畜牧業和食品供應部(MAPA)登記。

根據第5.764/1971號法律,當農業合作社為其成員的專門用途實施進口時,其相當于最終消費者,這一點在合作社法案中已有規定。

第2條--本指令第1條規定的產品登記豁免,將由Federal Agricultural Delegations的技術機構批準,并簽發“最終消費者進口授權書”,該授權書僅對符合附件一中模板所列進口項目有效。

大約18年前就已明確了放開化肥直接進口的必要性。隨著立法和可追溯性技術的發展,沒有任何理由不允許對農藥類進行這種管理。進口許可證的發放可能還需符合IN 08/2003的相同要求,其中增加了農村環境登記處(CAR)的登記信息和由農藝師簽字的投入品使用計劃。該計劃將包括MAPA針對靶標作物批準的每公頃劑量和基于作物面積的總量。進口作物保護產品的農民及其合作社必須將使用過的包裝轉交給經認可的接收單位,并負責相關費用(運費、手續費等)。

關于與環境標準和法規有關的法律義務,農民及其合作社需遵守目前對農藥登記者的相同規則要求,特別是關于可追溯性控制的規則。從這個意義上說,任何關于部門偏袒、法律不確定性的推論或關于以分散方式增加環境風險的相反論點都會被削弱。

三、思考

巴西農藥行業的特點是利用主要在中國和印度合成的活性成分配制制劑或將其稀釋后使用。由于生產鏈在原材料供應方面的復雜性,以及主要是我們在環境領域的法律框架的僵化,通過構建精細化學平臺尋求“國家獨立”,實現在國內完成農業中使用的不同分子的合成,只能說是一個白日夢。

一些大型跨國公司多年來一直受益于巴西冗繁的登記立法。事實證明,這些立法的實際適用性很成問題,而且極其昂貴和耗時。這種扭曲使大公司得以操弄有害的競爭手段,這些手段在其所在國是被嚴令禁止的,例如：i)捆綁價格；ii)為了故意拖延競爭對手的進入,推進若干不會銷售的產品的登記；iii)取消技術參比產品(等價產品),以使非專利產品登記變得困難,等等。

我可以斷定,農藥行業從巴西是一個外貿封閉的國家這一事實中獲益。他們可以籍此開出遠高于國際市場平均水平的價格,甚至是在生產規模比我們小得多的烏拉圭和巴拉圭這樣的鄰國。

目前的投入品危機為糾正這一領域的一些歷史性扭曲提供了機會,使農民能夠對其作物所用產品行使自由談判的權利,符合法律對該領域的各行業和貿易商提出的相同要求。

人們應該注意到,各種農藥的短缺風險,特別是第一部分提到的草甘膦,直到種植開始前的最后時刻才被大多數供應商否認。